十一郎 - 2007-12-11 22:12:00
《刺客》剧照一旬之内，因缘际会，看了三出话剧，分别是朝阳“9个剧场”的《我不是李白》、海淀文化馆小剧场的《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》，以及周二晚上首都剧场的古装话剧《刺客》。
今年以来，第三次走进首都剧场。这次，我要感谢回总的友情邀请！
《刺客》讲的是战国时期豫让与赵襄子的故事。
春秋战国之交，“三家分晋”。晋国智伯在战乱中败于晋阳，为赵襄子所杀，其门客豫让逃入山中、誓言复仇。豫让数次刺杀赵襄子，均被擒获，但赵襄子感其“义”——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。”——释其去之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豫让行迹暴露之后，行刺更加困难。于是，他“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，使形状不可知，行乞于市。其妻不识也。” 豫让最后一次刺杀被擒时说：“臣闻明主不掩（罪）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义。前君已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，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，焉以致报雠之意，则虽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，敢布腹心！” 赵襄子“大义之”，乃使随从持衣与豫让。豫让“拔剑三跃而击之”，遂伏剑自杀。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。
《史记》的叙述到此为止，话剧《刺客》完整照搬了上述情节，并把豫让曲意刻画为“虽有杀人心、却无杀人技”的执拗草包。
然而，《战国策》上却说：“衣尽出血。襄子回车，车轮未周而亡。”也就是说，此时的豫让，搏杀之技高超得无法想象，按武侠小说的路子，那就是练出了杀气。
上述内容，均可见于缥缈兄所著的《愤青史记》。虽然豫让就食于智伯之前，还跟随过范氏、中行氏，但智伯对他“以国士待之”，这是豫让之“忠义”的原动力。“众人·国士”之论即由此引发。
此剧的主创均是大牌：林兆华（导演）、濮存昕（赵襄子）、何冰（豫让）。然而，接近两个小时的一出大戏，却没有在故事情节、人物刻画、细节展开、主要角色的表演等方面，有丝毫的高明之处。实际上，是一个十分钟之内，即可清晰演绎、精彩表达的故事。
戏内比较出色的，反而是舞美、服装、空间调度等形式上的东西。这一点，肉总可以骄傲了。
说完戏内的事情，值得说说戏外。
在戏中，豫让作为刺客，是个很不成功、甚至很有些可笑的角色。赵襄子，作为一任明君，似乎过于完美高大了。但，豫让的愚忠和执拗、赵襄子的宽仁和容让，也有着双层的戏外之意。
首先说愚忠。豫让的忠，并不是最愚的，至少他忠于的第三任主子智伯，对他“待以国士”。因此，对于杀灭了智伯的赵襄子，豫让“尽臣子之忠、全朋友之义”，只有一个想法：刺之。
愚忠也有两个等次。一种，是完全没道理的愚忠。比如，你生来就被教育要敬拜神佛，然后成为了从不怀疑的信徒。还有一种，是经历过选择的。比如，豫让选择了智伯，因为他被智伯优待过。后一种愚忠，含有义的成份，也有些现实功利的色彩——你对我好、我才对你好——但至少比第一种愚忠和中山狼型的完全缺乏道德感，更使人尊重。
愚忠、仗义，是现代公民必须抛弃的“素质”。但，在一个还根本没有普及现代公民意识的时代，也许豫让型的愚忠，也是一种有益的“对冲”和“反动”。
其次说刺客。有两种社会形式，可以使人接受刺客的存在。一种是完全没有法治，一种是恶法当政。由这一层意义，看完戏许久，我忽然想起了某个捆绑着炸药与衙役们“共生死”的老汉。
这出戏，虽然没有把故事说好，但从选题的角度来说，耗费了俺两个小时，还是有些价值的。
一个民族也好，一个国家也罢，或者说一种文化吧。有刺客或游民，最应该担忧的，不是刺客和游民本身，而是造成刺客和游民的原因。引申一下来说，在大同世界到来之前，如果连刺客都成为稀有动物，或许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，而是民族性本身出了毛病。
笔者并不试图对刺客进行价值判断，只是偶尔会联想，如果豫让像我见过的一个人那样活在当下：一家三口住在8平方米漏雨的房子里，工龄被区区几万元买断，“几乎不过夫妻生活”，一个待业、一个当临时工，孩子无法完成高中教育，“即使照章搬迁也买不起一个厕所”……当他看见造价百亿的装丫电视台大楼时，会怎么想？
历史延续到今天，豫让是恐龙？还是现实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P.S.就最近看的5部话剧而言，总的感觉是小剧场话剧的演出水平比较好。其中，特别推荐《我不是李白》。就是不知道，此戏还演不演了。
《我不是李白》剧照2007-08-16